创新街区-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肯戴尔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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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激发创新街区活力

当前国际上创新型企业区位选择与大都市内城复兴已经联系在了一起,出现“创新街区”现象,即在城市化生活环境中的街区中集聚创新创业企业。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肯戴尔广场正在成为创新创业活动的中心和创新街区的标志。


尽管肯戴尔广场的租金上涨,创新创业公司还是迫切希望能在肯戴尔广场,因为集聚在这里,能更容易接触其他同行企业家、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高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以及那些能资助年轻科技公司的风险资本家和天使投资者,从而可以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


而且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顶尖信息技术公司以及生物技术和制药巨头都扩大了在肯戴尔广场的业务,以利用该地区发生的创新活动,如Novartis, Genzyme, Biogen, Sanofi, 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和辉瑞等。甚至原先搬离的Biogen Idec也重新迁回到了其初创地肯戴尔广场。


为什么肯戴尔广场成为高科技公司和创业公司的理想目的地?


通过对坎布里奇肯戴尔广场创新街区的深入研究发现,全力塑造公共空间是促进街区人员年轻化和经济多元化进而激发城市街区创新活力的本源。


这将有助于理解,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 “新型城镇化”两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我国如何发挥主城区作用来激活街区的创新活力,进而提升城市的整体创新能力。


一、过程:

坎布里奇肯戴尔广场创新街区的形成



肯戴尔广场(Kendall Square)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是一个著名的创新街区模式。


一般认为肯戴尔广场的边界为西至波特兰街(Portland ST)、北至本特街(Bent ST)、东至第一街(First ST)和南至主大街(Main St)。麻省理工学院校园的西侧也包括在内(图1)。


直到19世纪中叶,这里还是一个沼泽地,然后到20世纪60年代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城市更新改变了波士顿的大部分地区,并以办公园区形式进行开发,例如技术广场。


图1肯戴尔广场的区位与范围


在1989年之前,当一个肯戴尔广场将一群工业建筑物(包括波士顿编织软管厂)改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综合用途校园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周围的商业活动或设施方面仍然很少。


这个项目成为肯戴尔广场重建的模式,创造了创建混合使用实验室和办公空间的先例,并通过地下零售和公共空间与周边社区连接起来。


在城市更新期间出现的另一个项目是坎布里奇中心。1965年的肯戴尔广场市区重建计划旨在促进坎布里奇开发17公顷的土地,同时也使得坎布里奇重建局(CRA)具有了卓越的优势,并在项目中发挥着发展伙伴的作用。


在21世纪初期,肯戴尔广场的创新活动和网络,特别是坎布里奇创新中心(CIC),从外部吸引了很多关注。


肯戴尔广场作为生命科学和技术公司的中心,在规划公司Goody Clancy 2011年关于该地区未来增长的报告中首次被确定为创新街区。 


作为创新街区的肯戴尔广场,拥有一个成功区域所有推荐元素:


学术锚(MIT)、人才(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和其他50所波士顿地区大学的学生)、黄金地段和公共交通(红线MBTA站和公共汽车路线)、现成建筑物、大片未开发的土地、私人投资(波士顿地产)以及市政府对分区、规划和基础设施的支持。 


二、原因:

有活力的城市空间能有效促进创新街区建设


在1980年美国颁布“Bayh-Dole法案”后,技术创新和转化受到鼓励,1980年代初个人计算机大规模流行,随后软件开发蓬勃发展,1985年成立了媒体实验室,而肯戴尔广场成为MIT新成立的创业公司的首选地。


1990年代,生物技术公司的快速流入该地区,带来了资本和发展机会,资本流向吸引顶尖人才。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个时候,肯戴尔广场逐渐开始集聚优质的非常注重加强公共领域的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动肯戴尔广场成为一个宜居、繁荣的社区和高科技公司高度集中的区域:创新街区。


总体来看,开发商之间为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提供的竞争服务,改善了整个地区。


通过公共空间塑造来改善城区环境,为沟通、面谈等创新型活动塑造新场所,很好地吸引了创业者和年轻的专业人士,最终真正地激发了该地区的创新活力。


一是,吸引知识工作者。


好的城市环境和知识工作间成为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好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到该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建设的环境又不断变得更好。


从肯戴尔广场可以发现,知识型企业的区位选择的优先考虑重点是,依靠专业技术人员的可用性来,建立可靠、高质量、创新的产品。


创业公司需要找到这些专业人士最喜欢住的地方。市场和租户的这种要求,也使得开发商注意到了改变肯戴尔广场建筑环境的好处。


二是,新型活动的新场所。


在该地区开发关键房地产的私人开发商承认,零售空间开发基本无利可图,但开发商愿意开发零售空间纯粹基于简单的经济原因,那就是零售空间能为新型活动创造新的场所。


例如,位于第三街的电压咖啡馆(Voltage caff),作为在该地区开设的第一家咖啡店,目前已经成为连接当地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会面的重要场所,正在成为创业活动的新场所。


而这样的事件是不可能发生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肯戴尔广场的,因为当时没有地点进行这些事件,这证明了城市更新在创新街区建设中的作用。


在肯戴尔广场出现的良好的城市空间表明:


知识工作者激活良好的城市空间,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利用它们,从而为创新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空间被用作替代工作场所、会议场所、彼此社交互动的地方,或作为工作之余休闲的地方。所有这些活动都增强了人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和协作的频率。


良好的城市空间,模糊了工作场所和社会空间之间的界限。除了它们提供服务的基本功能之外,还促进知识工作者间的互动和创新。


三、路径:积极开发第三空间

(零售空间与开放空间)


21世纪的高技能工人寻求能激励他们创造性的组织和环境。根据佛罗里达(Florida,2001)的观点,工作场所、个人生活和行业将依赖于富于这些创造性人之间的动态互动。


这种增加社会互动的愿望正在改变传统上被视为工作场所的边界。事实上,传统办公空间和日常生活等其他部分空间之间的区分正在消失。


非常规的工作场所命名为“第三空间”:

家庭是第一空间、办公室是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则是非正式的公共聚会空间,如咖啡馆、餐馆和广场等。


过去人们通过第三空间与他人互动来寻求安慰。现在除了第三空间作为社会互动中心的角色之外,被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使用,以增强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


因此,第三空间通过成为社交互动、企业间合作、观点交流和扩展办公空间的物理场所,成为创新街区成功的重要催化剂。


作为活跃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在过去二十年的结果,肯戴尔广场现在拥有各种零售场所和公共场所:


第一是零售空间,即需要购买咖啡或餐饮后使用的空间;第二是公共空间,只要你喜欢你可以来来去去免费使用(表1)。


表1  肯戴尔广场的第三空间   


显然,并不是所有市场上的零售空间都可以是第三空间。这些地方被用作替代工作场所、会议场所、社会互动和网络活动空间的地方。


这些活动通过增加意见共享的机会、提高工作效率和作为社会刺激,为肯戴尔广场的创新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通过比较其物理和非物理特征,如空间配置、价格范围、营业时间、设计和使用,能推动第三空间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收集从零售评估服务(Yelp)所有零售空间的信息,这些地方最令人垂涎的共同特征是:


(1)有免费WIFI

(2)室外座位与人行道相接

(3)价位“中等”

(4)全天开放

(5)有“时髦”氛围 


虽然肯戴尔广场没有丰富的良好的公共空间,但在该地区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 


同样,并不是所有被指定为广场或开放空间的空间都同样有助于创新经济。最常使用的是:


科技广场草坪(图2中的1号),Genzyme广场(13号),广阔运河步行(12号)和万豪酒店广场和大堂(10号) 。 


一些最少利用的空间是坎布里奇中心开发区内的广场和开放空间(图2中的3,5,6,7,8)。


肯戴尔广场中广场得到积极地使用,其原因有二:


一是主要广场毗邻一些具有良好的声誉并分散到公共领域的零售机构


其次,广场间彼此连接,形成一个连续的双向行人流:往返于位于场地北部的车库和南侧的主入口。


增加的交通流量使广场看起来更加活跃,从而鼓励人们更频繁地进入和访问这些公共空间。


其三是建筑物的入口都面向连接的公共领域


所有这些空间特性增加了人们意外碰撞彼此的机会。

图2 Kendall广场零售空间与开放空间分布


四、效果:第三空间改变创新生态系统


关于第三空间塑造的效果有两个研究可以佐证:


一个是Sasaki Associates所做的关于知识型工作者在肯戴尔广场常用的工作场所调研;


另一个是Kendall创新小组所做,Kendall创新小组由自己感兴趣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组成,则创建了一个互动的地图,要求知识工作者确定他们在哪里举行会议。


根据Sasaki Associates调查结果肯戴尔广场的知识工作者非常频繁地使用零售型第三空间。


85%的受访者在午餐时间每周至少访问一次,56%的受访者在工作时间每周至少访问一次,48%的受访者每周下班后至少去一次。


一天中不同时间的细分,揭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毫不奇怪,这些地方在午餐时间使用最多,但在工作时间和下班后访问第三空间的人的比例也很高,这可能原因是知识工作者不会只为了食物和饮料去第三空间。


许多人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来到这些地方,进行休闲交谈和工作相关的对话。大多数工作时间访问是为了商务会议和工作相关的交流,工作访问后主要是参加社交活动和休闲交谈。对于使用空间作为替代工作场所的人,受访者大多是创业和小企业雇员/雇主。


除了严肃的商务会议,在这些地方还有很多职业或工作相关的对话。尽管一些会议比其他会议更加正式,但有一些会议几乎像是两个朋友之间的休闲交谈。因为这种类型的活动总是涉及某种物理材料,例如笔记本,笔、笔记本电脑、iPad。


休闲交谈是空间中的另一种主要类型的活动。所有三个零售空间都有户外座位,可以坐在休闲的对话,而不是严肃的会议,门外座位的存在似乎也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第三空间能激发创新活力有五个直接原因:


作为各种规模公司的会议场所


分享想法的地方


作为社交和文化刺激,提供地方以满足朋友和熟人会面


成为那些在创业和小企业工作的人的替代工作场所,对于那些想要逃离办公室或那些没有适当办公空间的知识型员工来说,在宽敞的座位上使用免费无线网络服务与笔记本电脑进行合作,咖啡馆和餐馆正在成为流行的选择;


作为网络活动的场所,增加了弱关系的数量,这些弱关系在实现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专业和技术专业上作用明显(Granovetter,1973),有助于增强肯戴尔广场的创新意识。


除了第三空间对创新街区的直接影响外,它们还通过以下方式间接发挥了关键作用:增加工人之间偶然交谈的机会,并吸引更多知识工人进入该地区。


可能会在该地区的公共领域偶遇到机会,这就是精心设计的公共第三空间(如广场、开放空间和人行道)对整个地区的一个巨大好处。


此外,第三空间也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空间的品质。因此,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将能够吸引希望雇用技术工人的公司,公司的集聚反过来又会吸引知识工作者。


五、启示:

如何以公共空间塑造激发创新街区活力


社交型公共空间和办公型公共空间重新定义了新公共空间,有助于激活街区创新活力,特别是以公共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办公型公共空间成为创新街区的核心地标。


因此,我国大城市要激活主城区街区的创新活力,必须改变当前在街区规划建设过程中仍过于强调并不利于创新的传统公共空间的现状,逐步重视新公共空间的塑造,强调街区的功能混合策略和塑造新公共空间,以促进新经济和初创企业的集聚,进而激发城市街区的创新与活力。


一是,实施功能混合策略。


在功能上可以包括居住(商业公寓、人才公寓等)、办公(私人办公楼宇或共享办公等)与服务(如文化、教育、餐饮、娱乐或旅馆等)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如绿地、广场等社交型公共空间以及加速器、公共创新中心等公共创新空间等)等,提高街区功能的多样性,也可缓解交通压力,增强街区活力。


二是,增加社交型公共空间。


当前推进社交型公共空间的塑造,需要有免费WIFI,在零售型公共空间中用室外座位与人行道互通,并尽量实行有亲和力的价格。


而且,有良好声誉的零售空间可以与办公型公共空间则比邻而设,以充分发挥社交型公共空间在集聚人气、促进沟通和激活创新活力的催化剂作用。


三是,打造公共创新中心。


要激发街区的创新活力,需要重视发展办公型公共空间,主要包括规划建设共享办公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和公共创新中心等,特别是要努力打造以公共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办公型公共空间,可以借助PPP模式进行建设和运营管理。


并在具体开发建设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参考借鉴不同运营模式,如收费的坎布里奇创新中心模式、免费的微软NERD模式或是购买第三方服务(政府提供财政补贴)与非营利运营商进行合作的波士顿街区会客厅模式,以提升上海街区对创新型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


注:原文标题为《公共空间激发创新街区活力:美国坎布里奇肯戴尔广场案例》


参考文献



[1]  Alice Brooks Davis. Innovation Distri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unity Benefits, and the Public Real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5.

[2]  Bruce Katz , Julie Wagner. 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14th ,2014.

[3]  Bruce Katz and Jennifer Bradley. “The Metropolitan Revolution: How Cities and Metros Are Fixing Our Broken Politics and Fragile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4]  Florida, Richard L. “What Critics Get Wrong About Creative Cities.” CityLab, May 30, 2012. 

[5]  http://www.citylab.com/work/2012/05/what-critics-get-wrong-about-creative-cities/2119/.

[6]  Florida, Richard L. 2012. “The Joys of Urban Tec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1.

[7]  Florida, Richard L.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Princeton, N.J.: Basic Books, 2002.

[8]  Juliana Martins, “The extended workplace in a creative cluster: exploring space(s) of digital work in silicon roundabout”,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17 Dec 2014.

[9]  Kirsner, Scott. “Can Cambridge’s Proposed 5 Percent Rule Keep Kendall Square Safe for Entrepreneurs?” Innovation Economy - Boston.com, February 25, 2013. http://www.boston.com/business/technology/innoeco/2013/02/can_cambridges_proposed_5_ perc.html.

[10] Minjee Kim. Spatial Qualities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How Third Places are Changing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Kendall Squar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5.

[11] VentureCafe. 2015. Building Innovation Communities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Venture Café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yIAdhVPyw.


作者简介



邓智团: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曙光学者。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城市创新、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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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城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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